论和谐人口
论和谐人口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本文认为，和谐社会应以和谐人口为基础。和谐人口不仅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更是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人口发展状态，是人口政策的长远的基本的目标。实现和谐人口的目标，必须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优化人口结构，维护流动人口权利，重视人口社会分层，扩大、引导、规范的政治参与。
一、和谐人口的提出及内涵
人口发展目标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说自有人口研究以来，关于人口发展目标的研究一直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这表明，人口发展目标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适度人口是人口目标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前，柏拉图就主张一个国家的人口应该适当，“必须不使人民过多而使国家过大，也不使人民过少而使国家过小”，他甚至认为一个城市国家公民的数量最好是5040人⑴。现代适度人口思想发端于约翰.穆勒，他把“报酬递减规律“应用于农业人口规模研究，提出了然后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一定点之后会导致人均产量下降的观点。系统提出和研究适度人口理论的分别是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法国人口学家a.索维。现在，适度人口理论已从最初的静态适度人口发展到动态适度人口，人口适度理论已包括了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福利适度、人口增长适度、人口调控适度和人口零增长理论在内的整个适度人口理论体系。
由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主张“人丁兴旺”⑵，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虽屡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主张和思想，如汪世铎提出了比马尔萨斯更早更全面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地位。适度人口思想的引入应归功于西学东渐。解放前夕，一些学者根据我国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出我国人口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⑶。但真正形成规模并富有成果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比如土地资源、水资源、就业以及系统方法研究适度人口，取得了一批富有实效的成果，为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为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为唤起人们对人口安全的重视，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该承认，适度人口概念的提出是人口科学上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唤醒了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忧虑，那么适度人口理论则指出了人口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适度人口理论不是实证研究的产物，加之适度人口本身的不确定性，比如封闭条件下的适度人口和开放条件下的适度人口、不同发展模式和消费水平下的适度人口都有太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因而适度人口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想象。
正是如此，本文提出和谐人口的概念。所谓和谐人口，是指人口发展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可持续、与政治进程相一致，也就是规模适度、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代际和谐、层际包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具体说来，和谐人口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人口自身发展是安全的。从人口内生变量的角度，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非正常变动，都会引起人口总体或局部的巨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如果是长时期的话，对人口发展更是不利的。比如人口膨胀或锐减，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及人口社会、文化结构的断层，都会使代际人口矛盾冲突剧烈，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是与资源环境是可持续的。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角度考察，资源是有限的，并且绝大多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环境是一定的，良好的生态系统形成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资源状况的基本特征是重要资源严重短缺和部分资源结构性短缺同时存在，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化石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例偏低，煤等劣质能源所占比例过高。目前，我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人口活动量，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三是与社会分层是和谐的。主要是从社会发展上研究。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必然要求人口的社会流动，由此产生阶层及其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不断形成新的阶层结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人口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⑷。尽管对此阶层划分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人口分层却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社会分层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和资源占有关系。切实避免人口社会分层引起的社会分裂、断裂，除了在政治上必须坚持“一条是公有制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⑸。和谐人口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橄榄树”式人口阶层结构的形成。
四是与政治进程是一致的。我国正处在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过程之中。与契约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改革已经提上日程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了适度的分离，个人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政治资源开始由高层流向低层，公民的政治参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总的来说，稳定的人口政治架构远没有形成，不同阶层人口的政治参与既不平等，也缺乏政治表达、政治沟通的渠道和途径。同时，东欧及苏联的解体也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超过或未达这个适应的区间值，必将使政治过程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因此，要以不同阶层人口的政治意愿得到沟通、政治参与得到实现为目标，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建设和谐人口的前提条件
和谐人口首先应当是安全人口。安全人口是人口安全的延伸，也就是人口安全边界内的人口。在此边界内的人口即为安全人口，未达或超过这个边界的人口即为非安全人口。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有效地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大大减缓了人口压力，降低了潜在的风险。必须注意的是，目前较低的生育水平不是自发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风险也依然存在。仅从生育率上看，虽然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稳定在1.8以下，受人口惯性作用，今后一个时期人口总量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据测算，在保持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实现零增长至少还需要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生育率出现较大波动，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不但要随之推迟，人口总量也会因之持续攀升。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稳定低生育水平。
——为家庭和谐所必须。持续稳定比较好的家庭收入与支出是保持家庭和谐的重要条件。数十年来，抚养子女的成本绝对数以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数量级别增长，抚养费用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比例增长，使抚养子女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从80年代开始的“小太阳”心态，到目前的精英子女心态，使得父母在投资子女抚养上敢花钱，也愿意花钱。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046元和10520元，而到了1995年，在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已经在3万元左右，远远超过了10年前北京的家庭投资⑹。最近的的一项调查显示，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⑺。如果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也就是家庭生育更多的子女，则会加剧家庭生活的紧张状态，既不利于家庭稳定和家庭人口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在西部不少农村地区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中，考上一个大学生再造一个贫困家庭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经济增长所必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以低生育水平的人口规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人口规划目标的实现，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实现了预期目标，人口经济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指标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也就是到2020年，我国gdp要达到35万亿元，人口不能超过14.36亿⑻。我国正处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但到2020年人口仅增加1.56亿，困难是相当大的。目前全国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水平增长，随着独生子与独生女大批进入婚育时期，生育水平将明显持续回升。因此，必须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今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严峻挑战。不少研究表明，我国人口总量正逐步向安全警戒线逼近。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对长江主要流域进行调研，发现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十年！⑼。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警告，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⑽。
三、改善人口结构是建设和谐人口的重要途径
人口是一个大系统。系统论认为，组成人口的各个结构在功能上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