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人口第2页
机制上相协调，才能促进人口和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口结构的和谐程度决定了和谐人口的实现程度。
（一）年龄结构。年龄结构对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倒金字塔”人口结构的形成，将使人口规模萎缩，使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险。俄罗斯安全会议月中旬公布的一项报告表明，由于受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俄罗斯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已构成俄罗斯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其未来发展态势也将是俄罗斯在整个21世纪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危险⑾。对此，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提供了现成的经验。一些西方国家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供应不足，已经或正在实施有计划的移民政策。我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将达到15.6％。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通常在5000～10000美元，呈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征，应对老龄化的物质储备、应对机制、社会心理等方面明显准备不足。因此，要全面评估年龄结构对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保持适当人口规模的同时，走积极老龄化之路，既要注意平均年龄升高下的老龄化与较低平均年龄的老龄化之区别，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延长“人口视窗”关闭时间；又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积极的老年人口互助的政策体系，使老龄社会成为代际和谐、包容、责任、互助的社会。
（二）性别结构。从总人口性别比观察，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大体上稳定的，但是如果分年龄进行考察，性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117，远超正常值范围。1985年到，15岁以下男性人口比女性净多出1883万。性别失调对和谐人口的影响不仅是婚姻挤压，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是婚龄差距会越来越大。性别比失衡的年龄组中一部分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只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老夫少妻”现象将不再是个别现象，进一步地结合老龄社会观察，问题将更多，影响也将更广。二是婚姻越来越不稳定。，全国离婚133.1万对,比上年增加15.4万对，离婚率为2.1‰，比上年上升了0.3个千分点⑿。婚姻不稳定的直接后果就是家庭不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虽然家庭不稳定不一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对家庭成员、家庭生活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三是使卖淫嫖娼的社会化，由此带来道德沦丧、性传播疾病扩散等一系列问题，对和谐社会带来严峻挑战。
（三）分布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最近几年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全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40.5％。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大国特征相符合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是和谐人口的基本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既要积极推进，也要防止片面城市化战略。
我国是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人均耕地资源的不足使得我国任何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城市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占用城市周边大量土地，1991-，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16567平方公里，人口城市化水平由26.4％上升到39.1％，亦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要扩大约196万亩，且占用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照此推算，如果20年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5％，将有5000多万亩的优质土地被占用，对全国粮食安全带来严重挑战。未来靠谁养活中国，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不仅如此，城市化占用城市周边优质土地的结果是大批农民成为失地农民，大多数失地农民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也没有覆盖，成为最困难的社会群体。全国失地农民有4000多万，并以每年200多万农民的速度增长⒀。今年初，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交提案《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⒁，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评论。不少评论都认为这违反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了公平公正，我也认为这样的提案是不好建议，但是城市却也有城市的难处的。城市资源是有限的，城市设施也是有限的，虽然城市也在发展中，因此城市人口规模也是有最大限制的，这就是城市最大人口容量。有了这个量的规定，必然要求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和调节。
（四）素质结构。出生人口素质不仅影响未来人口发展，有缺陷的人口特别是残疾人给现实的家庭经济、心理、事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全国现有残疾人口约6000万，先天残疾者占20％左右，并且全国每年新增先天残疾儿80—120万，约占当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普通人群正面对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双重挑战，特别是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的重新抬头、蔓延、活跃，全球新发3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在我国发现，全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占世界总数的1/3。人口文化素质不高，对就业选择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也是很明显。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达8500多万，占总人口比重6.7％，绝对量和比例都处在较高水平，且3/4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无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劳动者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56.4%；初、中级技能人员占23.3%；中间层的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仅占4.4%，呈现典型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致使低技术岗位就业拥挤、高技术岗位和熟练高级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并存。
四、高度重视流动人口权利保障是促进人口和谐的重要途径
在一定的意义上，流动人口也是人口结构的研究内容，因为人口总体就是由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组成的，只是在我国流动人口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含义。我国是世界上建立户籍制度最早、最严格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以户籍制度为工具，建立了完整的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其他社会经济管理制度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改革之中，有的则在另外的形式上得到了强化。
流动人口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也就是居住或就业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的人口。最早的流动人口是农村自理口粮进城的农民。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离开家园进城务工便成了许多农民的选择，“农民工”也由此产生，现已成为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人，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如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在300万左右，广东省仅暂住人口就高达2130万。流动人口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源源提供劳动力的同时，对社会管理系统的冲击也是始料未及的，特别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驻留、沉淀，使反映迟滞的城市管理系统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应有的就业、就学、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几乎被现行城市管理体制边缘化甚至漠视。损害农民工利益，践踏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体制上束缚，使这种矛盾不断积累，其能量终归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415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230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12倍！今日中国城市绝大多数跨省流动的“外来人口”子女，特别是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低的外来人口子女，或迟或早都将面临同样的“前途渺茫”的自我暗示，面临双重的“融合难题”，即现实中无法及时融入城市，主要原因是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即户籍身份的不认同及各项社会保障的缺失等；二是未来无法积极地参与平等竞争，主要表现为无法平等地参与当地高考及公务员录用等。这样的自我暗示，毫无疑问带给他们的，对内是自暴自弃；对外则是敌视和仇恨⒃。同时，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分流出来的人员，如果他们的不满与“农民工”结合在一起，那就会形成爆炸性的社会稳定问题。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权利义务的普遍化。城市凭借户籍堡垒构建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限制了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权利，限制了城乡要素之间的流动，农民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要剥离与户籍制度相联系或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回归户籍制度的本来含义即“民事登记”或“生命登记”、“人事登记”，真正做到公民权利、义务的普遍化。
二是以职业为基准，实行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政策。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而依靠土地养老也很难现实，何况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的“话语权”的不落实，一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土地农民至少损失2万亿元以上，如果这2万亿元的损失全部作为保险经费，也不能支持全国2.5亿民工10年6万亿元的社会保障经费支出。因此，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职业为基准的公正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职业一样，保障范围和水平也应一样。
三是建立流动人口自己的组织，依法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立流动人口自己的组织，把流动人口置于体制之内而非体制之外，既是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因此，在恢复农会的同时，应当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协会或团体。
五、重视人口阶层分化是建设和谐人口的基本政策选择
人口阶层分化是人口结构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剧烈的人口社会分化会使社会变得动荡和不稳定。在人口阶层分化中，人口收入分化是基本依据。因此，高度重视人口收入分化，防止收入差别过大，是建设和谐人口的基本的政策选择。
一是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