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人口第3页
我国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的0.43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差距迅速扩大，198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差距是3.2∶l，如果考虑其他因素实际差距达6∶1。地区、行业差距也明显拉大，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在各种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农民收入偏低是最严重的，也是制约和谐人口形成的主要结构力量，应当予以更多的关切。
二是改革财税体制，从制度上消除对农村、农民的歧视。造成城乡收入差别过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一方面，在城市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但在农村基本上都由农民自己负担，并且长期以来对农村实行净税收，对城市实行净福利政策。另一方面，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农民远高于城市居民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同时，由于能够创造很高价值的精英都是流向城市，农村很少会得到教育的回报，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这些政策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是实施就业促进战略。就业是获得收入分配最重要的途径。扩大就业是化解劳动者压力，保证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就业自动增长，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必须确立扩大就业优先的目标，不仅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更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选择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在改革中，要把改革、发展、调整结构等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结合起来，把企业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调整的强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既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效益逐步提高，又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既致力于产业升级，又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不断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又要尽量减少社会就业压力，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
四是促进人口阶层分化合理结构的形成。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况相比，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雏形，距离“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结构。营造规范公正的阶层分化秩序，是我国阶层结构优化和政治参与健康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应大力改革户籍制度，打破身份限制，取消横向流动的体制门槛，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做好制度安排。
六、扩大、引导、规范的政治参与是建设和谐人口的重要保证
一是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建设和谐人口的客观要求。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引起的人口社会结构变迁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口社会结构变迁的变迁必然带来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重新分配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增强,公民参政作为一种权利，将使公民参政不再是一种被动、盲目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
二是把不同权利关系和利益诉求的人口群体纳入政治参与进程，切实避免体制外的政治活动。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不断扩大，物质财富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独立力量。企业家、外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高收入阶层凭借掌握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生产力，往往为之开绿灯。在优势地位阶层日益成为政治参与的显著力量的同时，低收入阶层对自身经济状况的关注要远远超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参与的利益认识不足，很多人游离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倾向。如何在各阶层之间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做到公正合理地分配改革利益和改革成本，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决定了政治体系必然倾听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避免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的不堪忍受的被剥夺感的出现。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形成谅解、宽容的政治文化，为社会分层提供心理支撑机制，将社会成员的暴力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现有的政治体系能够较好地协调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时，政治文化的凝聚力便越强，即便是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也往往不至于与政治体系发生过分的冲突
三是引导不同权利关系和利益诉求的人口群众参与政治，切实避免激发不同权利关系和利益诉求的人口群体的冲突。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日益扩大，阶层之间的摩擦更加明显，不同阶层对政治体系的不同要求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巩固和维持已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我国政治参与正常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政治引导是政治整合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积极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引导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尽量避免政治冷漠现象，政治冷漠暗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疏远，暗含着政治权威认同危机。
四是规范不同权利关系和利益诉求的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切实避免政治过程的无序和混乱。利益的分化强化了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向政治系统表达所在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日渐活跃。社会团体把分散的社会个体整合起来，社会成员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起着承担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综合所代表成员的利益向政府反映，为公民向政府直接进行利益输入提供了一种缓冲机制。公民加入社会团体后，个人行为受到团体纪律的规范和制约，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团体参与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加以法规的引导，任期发展，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秩序的混乱。我国现有的政治参与体制分化程度不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阶层分化的需要，应当开发现有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开发人大的政策决策功能，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的制度话和规范化；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公平、公正、高效的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减少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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