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环境保护社会实践论文
一、生存环境亮起红灯 危机意识亟须强化
蓝天白云，空气清新，鸟语花香，风调雨顺，山河变得更加美好，环境变得更适宜居住，这是全人类对新世纪的希望。
然而，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看，全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生态被破坏的程序还在加剧。
水体污染突出。我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达204亿吨，首次超过工业污水。
大气环境恶化。有关部门统计，全国338个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剩余的66．9％都超过二级标准，其中有137个超过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5％。
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过牧，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继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沙化土地的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形成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4500公里，南北宽600公里的风沙带。农业生态恶化，将直接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持续能力减弱。
海洋环境也令人堪忧，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蔓延。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仅淮河流域农田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7亿元。全国利用污水灌溉的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7．3％，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不同程度遭受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1．4亿亩。
环境污染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更影响社会进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说明，我们一味对自然一味索取、盲目征服与急功近利，引起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大气臭氧层受破坏、酸雨成为空中死神、有毒化学品进入环境循环，垃圾泛滥成灾等等，给人类和自然界造成不可复原的生态浩劫，影响我们走向文明、清洁的现代化社会。由于生态受到破坏，我国一些地方的农业、工业和人民的身体健康正受到严重威胁，不仅制约了社会进步，也影响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存环境亮起红灯，资源状况警报频频。人口急剧增长，资源过度开发，环境严重破坏，农田、牧场、森林、渔场受到过度的开发……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我们要树立强烈历史责任感，要以人类的发展前途为前提，要以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进行综合思考和采取行动。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仿佛聆听到振兴中华的呐喊穿越百年历史。我们唯有正视危机，正视挑战，知耻后勇，愈加奋发，才能无愧于新世纪，创造中华民族的更大辉煌。
二、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我国环境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受到极大的重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要改革体制，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使各部门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必要时建立新的组织协调机构，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1996年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列为开创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六项任务的第一条，要求加快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机制，逐步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各省市也在积极推动综合决策，江苏省委于1999年作出了《关于加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决定》，山东、河北等省也在出台相关文件。可以看到，综合决策作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手段之一，在环境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现实情况，试图从理论角度提出综合决策的基本框架，以便为进一步制定综合决策的实施机制提供参考。这个框架包括综合决策的基本原则、主体、层次结构、运行方式等。
决策的基本原则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又称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是指在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决策部门和其决策过程中，把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发展决策的全过程之中，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决策与环境后果相分离现象的决策方式，其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产生新增效益的原则。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主要体现在其综合特性上，它所考虑的因素要多于单项性或分隔性决策时的因素。正是因为综合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分隔决策所造成的对环境的损害，因此，当实施综合决策时，就自然要求环境效益得到保存，这种效益相对于分隔决策时，是一种新增效益。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决策过程不能产生保护环境方面的应有效益，那么它没有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不能视为成功的综合决策。更进一步说，新增效益不一定完全是环境效益，在综合决策中，经济发展的效益也应该获得提高，达到一种双赢的境界，这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决策。
第二，决策成本适度的原则，又可称为决策有效率原则，即由于增加了综合的过程而支出了额外的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控制在可以接受和合理的范围之内。决策的综合程度越高，它的制定过程就越复杂，以时间、人力、财力等形式表现的成本就越多，在这个意义上，综合决策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并非规模越大越好。我们不能仅仅根据需要来决定综合决策的规模，还要根据经济性原则来考虑问题。适应于这一原则，当我们考虑综合决策理论框架时，可以考虑全面一些，而当具体实施时，则要针对情况，作出分类，在有限的类别中进行选择。
第三，决策参与者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原则。尽管综合决策的规模可以不是很大，但参与综合决策的各主体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却应予保证，否则其综合性特点和综合决策的本意不易实现。在这方面，同样可以作出分层次的安排。例如，在一个综合决策的体系中，可以有核心层、扩展层和外围层等，这样把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相关程度不同的主体确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在不同的问题上考虑不同的代表性程度。对于那些基础性的决策规则、长远方针等问题，决策时可以选择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而在若干专题性、专业性的决策问题上，可以由代表性较窄的核心层决定。
决策的主体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可能包括以下主体：
国家（中央政府）：这里以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其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它的权力和权威，由于此一原因，在综合决策中它的地位与其他主体不是对等的。作为代表着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权力机关，它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支持和倡导的，因为这种决策过程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平衡。
服务的意识开展评议；生产党支部以诚实遵章、模范执行为重点，增强安全生产的意识、努力学习和提高技能进行评议。广大党员从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方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评议过程中，党委积极参与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了评议工作的质量。
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各职能部门是综合决策中起实质性作用的主体，这主要指它们是政府在各项职能上的实际代表者，掌握着重要的决策权。实际上政府的决策是由各部门提供一个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对于最终作出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综合决策，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最关键的层次。如果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两个特定角度---从环境角度审议经济政策，和从经济角度审议环境政策---来看，最起作用的当属综合计划、经济管理、归口部门和专业部门等职能部门，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共同行动是综合决策的核心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常所说的综合决策，最主要的是指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这是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比较狭义然而是比较核心的理解。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主体之一，是由地方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下，地方不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环境利益，地方政府对环境的关注始终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会在其决策过程中反映出来。当地方政府作为全国的一部分而参与全国的决策过程时，将对国家一级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作出贡献，那种认为全国性决策由中央作出，地方只需认真贯彻执行的看法，并非综合决策的真谛。从实际发生的进程来看，地方政府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视和实施的程度确实与当地的发展水平相关联，一部分综合决策行为是因为来自上面的要求而发生的。
工商产业界：作为一个有明显利益倾向的群体，工商产业界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作为社会支柱的地位而决定的。工商产业界在综合决策中的力量来自于它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产业界不仅本身是利益和价值的载体，而且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效应（例如提供就业岗位），所以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如果缺少产业界的意见，将是不完善而且潜藏着风险的。在我国，工商产业界的利益和意见常常由政府中的产业管理部门来代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利益也在增长，完全由政府部门来代表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此时产业界需要有自身独立的表达渠道。工商产业界可以说是与环境保护关系最紧密的社会实体，它们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增强综合决策中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可为决策的贯彻执行铺平道路。那种把企业或产业界仅仅看作是进行环境管理的对象，不为它们提供必要的参与决策的渠道的认识和做法，都不利于综合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不容易达到环境管理的目的。
科研学术界：在环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