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环境保护社会实践论文第2页
发展综合决策中，科学研究和学术理论界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参与主体，科研学术界总体上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利益方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客观、公正的观察力量出现的，其任务是阐明综合决策中的有关科学原理，提供对现实的实证观察结果并提出以科学为准则而制定的建议方案。以这种角度看待科研界，则它们的特点是超越利益层面，为综合决策提供客观依据。由于科学实际上是人类累积起来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的集合，所以科学界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它使人们的决策建立在人类全部知识（而不是当前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从而避免历史上已证明是不正确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再次出现。人们之所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是因为科学化的过程中可以纳入大量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在综合决策中，科学同时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人文知识，这里尤其有必要强调社会科学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是一个有一定内涵的概念，专门指那些以某种社会福利目标为其宗旨，从事非赢利性活动的社会团体。通常，环境保护是非政府组织比较集中的领域。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专门致力于社会目标的组织，所以它们在与其目标相关的行动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独特和有益的，因为作为有特定目标、在相对狭小的领域内工作的这些组织，往往积累了某种特殊的知识，例如保护野生动物的协会、保存湿地的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资金运作的基金会等，它们在这些专门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是丰富和详细的，有些是独有的，这对于提高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水平有特殊的作用。不能否认非政府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或代表社会阶层中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但这不否定而且有时恰恰增强了它们参与综合决策的理由。在综合决策中，对非政府组织的要求，一般不能等同于对政府组织和科学学术界的要求，因为后两者都应该超越于利益考虑之上，而非政府组织不是。现在隐约有一种看法，认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和发展事务以及参与综合决策主要是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而发展中国家较缺乏，其实这不全面。在很多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等），非政府环保组织是比较多的，作用也很活跃，对当地的发展决策过程有一定影响。这几年来，在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也有所发展，现在它们的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借助于自行组织的活动和借助于新闻媒体，但可以预计，将来参与正式的综合决策过程的步伐将加快。
社区：社区主要以居住地为单位构成的一个地域性较强的人群联合体。由于居住地对环境质量有高度依赖性和灵敏性，所以当经济发展或资源开发活动涉及到居住地时，社区就会自然地表达对这些开发活动的关注并试图参与和影响其决策过程。由此看到，社区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参与，主要是参与与它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在范围上，也主要限于社区相关的地域范围内，在层次上，主要限于项目建设。当然，社区作为一个地域集体，参与到所在区域（如城市、镇等）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如投票选举等），借此表达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可能的。
公众：在这里是指个体存在的公众，主要以个人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行动。公众参与综合决策的力量显然是较小的，但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在这里公众个体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体出于无私的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而愿意为国家的公共决策作出贡献。这主要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公共利益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兴趣，它们所要参与的决策并不一定与他们自身利益有什么直接关系。在任何社会中，这种公益心强的公众都是大量存在的，尤其在我国这样崇尚国家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关注国家大事一直是一种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参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虽然力量不大，却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在综合决策中增强了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份量。另一种情况是个人由于自身利益相关而参加决策过程，这时他是作为一种制衡力量而发挥作用的，其作用大小取决于他所涉及的利益问题的严重程度，即个人所受到的利益损害越是超出社会正常伦理价值观念所能接受的范围，则越能获得社会的同情，这时个人的力量也会变成一股社会性的力量，从而对决策的结果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受害者的情形。一般性的污染影响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力，但重大的污染事故却会震动当地决策者，在这种事故中的受害者，尽管是个体，也能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的决策结果。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尽管具有这么多主体，然而现实中的问题会依情况而有所取舍，并非任何时候都有这么多主体同时参入。事实上，一般意义上? 综合决策主要是在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中进行的，主要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这是从众多的主体中找出的关键要素。
三、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
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以便使人的无穷欲望得到满足）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环境危机是不能通过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的。
我们要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寻找环境保护的新支点。保护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无论是从全球范围，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要实现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从环境伦理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同时调整好三对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的关系。
一 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体性危机，是人类沿着工业文明的轨迹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文明的价值指针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及（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为基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被演绎成僵死的原料仓，毫无内在价值可言；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硬核的世俗人本主义，则把人完全理解为一个受其感性欲望驱使的奴隶，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既然文明的指向是使人的欲望的满足，那么，提高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能力，使人们的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成了近现代文明的基调。
然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不受限制的欲望无疑是贪婪的同义语。相对于人的无限的欲望而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任何进步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以便使人的无穷欲望得到满足）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是源于科学技术提供资源（或治理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与以往的历史相比，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技术无疑是最先进的；但是，环境危机正是在我们拥有如此空前的技术力量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环境危机是不能通过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的。
承认技术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要否认科学技术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无疑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是要求我们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寻找环境保护的新支点。就环境伦理而言，这就是要走出或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即经济价值之外的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等），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
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代际平等。确实，环境危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与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环境危机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还威胁着后代人的生存。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由于人口的稀少以及人们所掌握的控制与破坏自然的力量非常有限，因而他们对自然的开发离自然的承载极限还非常遥远。相对于稀少的人口及有限的开发力量而言，自然的财富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无须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毁灭后代的生存家园；即使一个地方的局部生态环境被破坏了，人们还可迁徙到别的地方去生存。加之人们的知识非常有限，无法准确地预见其行为的遥远后果，所以，对遥远的后代的伦理关怀基本上没有进入古人的思维视野。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完全改变了人类的代际图景。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由于人口的爆增，人均资源消耗量与废物排放量的剧增，人类对地球的开发正在接近地球的承载极限；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增加，我们已经能够准确地预见我们的行为对于后代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因而，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地球上的有限资源的问题，便跃入了当代人的思维视野。
人们一般只习惯于谈论对已经存在的具体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谈论对遥远后代的伦理义务，这与人们惯常的道德思维方式确实有些格格不入，因为，遥远的后代如何看待生活、如何理解幸福，我们都所知甚少；究竟有多少人会生活在未来，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生育愿望与生育理念。因此，遥远的后代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要谈论我们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对象的义务，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然而，尽管生存在未来的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某个既定的未来，总会有某些人生活在地球上。分享地球资源的总人数的不确定性，不应成为我们确认和履行对后代的义务的障碍。作为地球所创造的最复杂的生命，人的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人类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都应在地球上持久地延续下去。正像我们不赞成个人自杀一样，我们也反对人类选择那种不可持续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