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变化调研报告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广东农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人均收入逐步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从1949年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从55.6元增至6399.8元，增长114.1倍，平均每年递增8.4%；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67.9元增至4872.5元，增长70.8倍，年均递增7.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73.4%降至49.0%；同时，农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7.89平方米。
一、1949—1957：经济迅速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
建国初期，由于刚结束连年战乱，农村百废待兴，农民生活困难。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全面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热情高涨。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购置生产资料、改进耕作技术。1949—1952年，广东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民收入明显提高。195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797.4万吨，比1949年增长16.3%；糖蔗总产量265.5万吨，增长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5.3元，增长53.4%，年均递增15.4%；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8.8元，增长16.1%，年均递增5.1%。在此三年间，农民对各种食品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其中人均消费稻谷205公斤，增长12.6%，饥饿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衣着消费量也明显增加，人均购买棉布2.78米，增长8.6%；而用于住房及购买生活用品的支出增加最快，分别增长1.23倍和0.92倍。
随后的1953—1957年，新中国开始了国民经济“一五”建设时期。这期间党领导广大农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以农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展开。5年间，广东除1955年因严重干旱农业生产受影响外，其余4年均为丰收年。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2万吨，比1952年增长26.3%；糖蔗总产量429.7万吨，增长61.9%，其他农产品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195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8.2元，比1952年增长26.8%，年均递增4.9%。这一时期中农民收入的变化有以下特点：一是合作社分配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比重超过50%；二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由1952年的91.2%下降到1957年的36.5%，这时的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家庭副业收入；三是实物分配是合作社分配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口粮的主要来源。
这一时期，随着农业增产增收，农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食物消费量增加，消费结构比较稳定。从消费水平上看，1957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6.6元，比1952年增长22.7%，年均递增4.2%，其中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和用品支出都有明显增长。从食物消费量看，农民人均消费粮食262.5公斤，比1952年增加27.5公斤；同时，肉类、家禽、鱼虾的消费也都有明显提高。从消费结构看，这5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67%左右，而且主食支出的比重高于副食支出的比重，表明这个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以解决温饱为主，农村的贫困程度仍较深。二是住房支出所占比重保持在5.0%左右，而且新建住房的农户很少，房屋质量也较差。屋内摆设非常简单，一般只有几件木制家具，许多生活用品也都是木制的，橡胶制品极少。三是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较为贫乏，农民用于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比重维持在2.5%左右，且主要是支付子女的学杂费。
二、1958—1978：经济起伏徘徊，农村贫困依然突出
从1958—1978年这21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导致农民收入起伏徘徊，生活改善的步子缓慢。1978年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193.3元，是1957年的1.79倍，平均每年仅递增2.8%；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84. 9元，平均每年递增3.1%，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增长最慢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同时人口增长过快，市场上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需按人口凭票供应，广大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大跃进”时期，各地浮夸风盛行，人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被收回。与1957年比，1960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减少19.2%，糖蔗总产量减少21.4%，生猪出栏头数减少39.3%。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加上高征购，农村普遍出现缺粮、食堂断炊的现象，农民生活陷于困境，饥荒再度降临，不少农家以杂粮甚至糠菜充饥。由于缺吃少穿，农民的体质严重下降，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增多。
1961年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在政策上取消供给制，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这些政策都为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创造了条件。196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7.7元，恢复至1957年水平。遗憾的是自1962年8月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政治斗争。1963年开始历时4年的农村“四清”运动，给农村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短缺。这间，广东农业生产波动较大，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加不多。197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52.7元，比1965年增长41.7%，平均每年仅增加4.1元。农民的购买力很低，物质生活变化不大，食品消费量增加不多，自给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衣着消费以棉布为主，且面料粗、品种少、色调单一，还要凭布票定量购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了当时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写照。由于生活水平低，农民节衣缩食也无法改善居住条件，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不多，到1976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住房面积只有8.5平方米。用品支出以购买日用品为主，绝大多数农户没有能力购买中、高档商品。
三、1979—：经济快速发展，摆脱贫困奔小康
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30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93.3元增加到的6399.8元，增长32.1倍，年均递增12.4%；同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市场日益兴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4.9元增加到4872.5元，增长25.4倍，年均递增11.5%；恩格尔系数由61.7%下降到49.0%。农民长期面临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部分地区农民早已越过温饱实现了小康，至，全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已近七成。改革开放30年，农民生活消费变化的主要特点：
(一)、食品消费不但注重量的满足，而且追求质的提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讲究食品的营养、美味和方便，由“吃饱”向追求“吃好”转变：在食品消费支出方面，主食支出比重大幅减少，副食、其他食品和在外饮食支出比重增加。，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中，主食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只有17.2%，远低于1978年50.1%；副食支出占57.8%，其他食品支出占16.2%，在外饮食支出占8.5%，比1978年分别上升14.0、11.4和7.8个百分点。同时，在食品消费量方面，副食消费增长较快，人均消费肉类、家禽、蛋类等都有明显提高。
(二)、衣着消费讲究时装化、追求高档化、突出个性化日趋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的繁荣，农民的衣着消费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以购买布料裁衣为主向购买成衣消费为主转变。，广东农民衣着支出中，购买各类型成衣支出占64.9%，购买鞋类支出占20.3%。二是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目前，农村居民穿着越来越讲究美观、舒适并追求名牌，衣着质量档次不断提高，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三是由单一化向多样化、个性化和城市化转变。如今一般的农民家庭都备有西装、时装、休闲装、皮鞋等，女青年还拥有裙子及各种饰物等。喜欢突出个性，讲究品牌、追求高档也成为农村青年人的一种时尚。
(三)、居住面积日益宽敞，住房质量不断提高，生活环境显著改善
增加住房面积和改善居住环境是农民长期以来渴望解决的问题。末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7.8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19.16平方米，增长2.2倍。其中，钢筋混泥土面积21.55平方米，占住房面积的比重上升为77.3%，比1985年提高70.3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电视信号等。
(四)、交通、通讯消费快速增长，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交通和通讯消费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生活消费八大项中增长最快的。一是交通工具发生了较大变革，摩托车迅速取代自行车，生活用汽车开始进入农家；二是通讯类器材拥有量迅速增加，通讯方式发生变化。末平均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电话机85.2部，比1990年增长70倍；移动电话162.8部，比增长10.2倍。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通过计算机上网的通讯方式也开始进入农家，末平均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计算机14.3台，比增长6.3倍。
(五)、高档耐用家电设备迅速增加，升级换代明显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档到高档，从单一到全面的发展转变过程。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家电产品为代表的各种耐用品层出不穷，并快速进入农民家庭，不仅大大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内容，提高了生活质量，也影响和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末，平均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114.2台，电冰箱34.9台，洗衣机37.1台，电话机85.2台，分别比1990年增长10.7倍、28.8倍、7.7倍和70倍；平均买百户拥有空调机27.8台，移动电话162.8部，分别比增长8.1倍和10.2倍。在珠江三角洲等较富裕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耐用品拥有量已达到较高水平，可与城镇居民家庭媲美。
(六)、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文教娱乐消费趋向多元化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30年来，农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中，商品性消费比重由40.9%下降为16.9%，反映精神生活的服务性消费（不含学杂费）比重则由14.5%上升为41.8%。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学文化、学技术意识增强，对子女和自身教育培训舍得投资、注重文化教育、讲究文明生活的氛围在广大农村日渐形成，农民文化娱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七)、医疗保健意识增强，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意识增强，医疗保健支出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59元，比1978年增长85倍，其中，医疗卫生保健用品支出80.9元，增长43.7倍，医疗保健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