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误区浅析
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领域面临着许多尴尬，比如，我们习惯批判西方的金钱至上，然而金钱主义教育出来的民众，道德水准并不低，相反，长期坚持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教育的我们，结果却是许多人唯金钱马首是瞻，有时甚至到了不顾廉耻的程度；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本应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立于改革的潮头，实际上却常常落后于人，特别是在观念领域。更令人倍感压力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中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或思想政治工作者身上存在误区。这些误区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把投入当产出，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观念一直难以真正确立起来，并导致游离于市场经济的现实社会特点之外，游离于中心工作和根本目的之外，自成体系，自我服务，形成“两张皮”。举例来看，我们习惯于把开会、发文件、谈心这些投入性工作作为成绩予以总结上报，上级也往往将其作为成绩予以认定，实质上这都属于把投入当产出的具体表现。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会使形式主义更趋严重。比如领导干部讲话，每逢会议，似乎两个“一把手”不都讲上两句不正常，尽管他们自己都知道一个人完全可以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我们经常用新的形式主义来反对旧的形式主义，用新的文山会海来反对旧的文山会海?恐怕与这种观念误区有关。有人曾在网上对中央电视台的模式化作出概括：“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访问没有不圆满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这其中引发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多。另一方面容易使思想政治工作自成体系，自我服务，结果必然造成异化。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必然不能产生与初衷相一致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任务刚下达，就开始要数字，要效果，这无疑是逼着基层造假，深层的则是造成“主体性缺失”，造成知与行、教育与实践脱节，造成表里不一、知而不行，造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的“异化”，使二者都无法实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产生角色错位和双重人格。如此下来，将是教育者信誉的丧失，是“两张皮”的出现。
第二，把理想目标视作现实存在，形成了“高大全”式的扭曲性期盼，即误以为搞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越高，对人的思想要求越纯，越能产生好的效果，忘记了应当从最基础、最本质做起。共产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最高纲领，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这是最低纲领。我们当然不能放弃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导致精神领域的迷惘，但同样也不能把远大理想作为现实存在，以至于扭曲大众的心灵。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的是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道德观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认识误区和错误行为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社会基础和人们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脱离或超越这个基础，一味追求“高大全”和纯而又纯的东西，结果将是负面的。一方面会使人只重初衷，不重结果，只想挖思想根源，不看社会功用。另一方面，纯而又纯的宣传也会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很高，比如，你把社会主义制度宣传得纯而又纯，超越了发展阶段，结果造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一批人出现心理“断奶”和精神无所依附的问题。再一方面，也是更可怕的，是造成人格扭曲，诚实稀有，人前与人后不一样，会上与会下不一样，出现全民说假话的悲哀结局。或许我们需要思考一个现象，平时大量抨击的东西，往往也是向往的，想做的。之所以越想越骂，在于扭曲，在于异化，也在于所喊出的都是要求别人的，而非身体力行的；合理的和合逻辑的，但却不是合自己欲望的。这都是我们搞空头政治结出的苦果。
第三，主观努力上是力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道德价值体系，客观上或者结果上却是破坏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价值体系；理性上承认自己并不在任何问题上都是真理在握，实践中又很难做到承认这一点。一般来说，人的精神领域的东西主要区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内容，另一个是与大众生活密切相联的道德价值观的内容。我们认为，你不把努力的基点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也就不可能求得更高水平的道德价值体系，尤其是大众共同遵守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产生。然而，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未必已经把一些基本的问题解决好了，比如封建主义的道德教条就经常在变换面孔、大肆兜售，要真正确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性、时代性，符合民族传统，符合共产党员道德价值观的主流道德价值体系，依旧任重而道远。从世界范围内的情况看，思想道德领域从来都是多元的，也正是由于多元性而使主流道德观不易灌输到受众的思想中去。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我们应当反思一种现象，这就是政工干部总把自己当作真理的传播者，总认为自己是真理在握，因而总是搞一些“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事，这就难免不招人嫌。举例来看，两位陆军学院的学员，毕业后一个进了政治机关，而另一个在连队当排长，这时的机关干事是否必然成为排长的教育者?从担当的工作职责上讲，该是如此，但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能不能保证自己所阐述的道理对人具有教育和引导作用，却不是职位决定的。
第四，思维方式僵化，认识不到达成目标还有更好的道路，甚至认为只有把被教育者培养成线型思维的人，才有利于思想的净化和政治信念的巩固。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思想教育工作者在做工作时多表现为保守，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当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同时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等信息传递手段的出现，使信息几乎到了实时传递的程度。这种情况下，你总以为把人管住管死，使他们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就是思想纯洁，就会有利于思想巩固，这是非常错误的，这说明我们的思想与时代特点和发展步伐不相适应。总是以“收”的思路去对待思想问题，追求“定于一尊”，是典型的消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再比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深圳的市民一直可以观看香港电视台播出的节目，然而近两年香港回归后，我们却开始覆盖许多镜头，这就值得商榷。在开放的社会，人们都见到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情况，尤其是当今人们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都很强，完全可以从影视和新闻中分析出不曾告诉他们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你再消极处事，群众不仅不再接受被扭曲的东西，甚至还会把真实的东西一块排斥掉。
第五，惯性思维、习惯观念、集体无意识，“唯书、唯上”，不善于从本原、从深层次思考问题，导致了守旧与僵化。历史地看，人类习惯于制造一些驾驭自己精神的东西，也是由此影响和导致了宣传典型时存在着误区。比如，媒体时常宣传一些富家子弟从军报国的先进事迹。他们的精神值不值得宣扬?值得，但我们假如把穷和富作为从军报国精神高下的判断标准，则有失偏颇。之所以将富家子弟从军作为典型宣传，说明是把富有与奉献对立了起来，说明我们在骨子里或潜意识中存在着“有了钱必变坏”的价值认定。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判断?原因在于革命几十年，革的就是富人的命，宣传的就是为富不仁，所以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个层次的人。未必不可以这样说，教育者中确有相当一批人是习惯于往后看，习惯于按原有的内容、方式和思想方法做工作。想一想，在进入当今时代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运用了多少现代传媒和手段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是不是很多人还在把网络视作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环境认作腐蚀人的可怕的去处?每当有任务下达，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以人海战术处之，而不是以现代化手段来提高效率?
第六，过高估计了道德的作用和理想目标的吸引力，过高估计了思想教育的作用，而忽略了法制、政策和制度对道德的强化作用，故而使优良的公共道德迟迟不能在社会中真正确立起来。过重地看道德，甚至以道德理念取代法律规范，过高估计思想教育的作用，使它承担了本不该由它承担的责任，甚至充当了保姆的角色，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一个误区。强调道德与文明对社会走向公正和谐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把道德与理想目标的作用推向极端，则进入了误区。比如“文革”中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除自我批评外，自我认识、自我设计等都不允许提，结果不仅没有把道德的作用和价值推向极致，相反还影响了道德原本的价值。概括起来说，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过重地看待道德的作用，看待思想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属于行政管理或法律范围内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使思想政治工作走向虚幻。
第七，把“矫枉过正”的思想沿袭到建立和稳定政权以后，沿袭到思想精神领域，以破为主，总在破，结果导致了精神领域的紊乱，导致了道德领域的滑坡。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政党，在未获得政权前多以打破为主，然而在获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打破为主，就不利于政权建设。比如，有一个村子，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在村庄的墙壁上写了一些口号，有一句是“牵猪赶羊，扒房抢粮，宁可家破，不可国亡”。这就是典型的“破字当头”的心态。有人给他们提了个建议，将口号改为：“养猪养羊，盖房储粮，计划生育，民富国强”。两个口号对比起来，尽管都是讲计划生育的，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利于让人接受。未必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精神和思想道德领域打破了许多东西，可以说，该打破的都打破了，但该建立起来的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于是出现了信仰失重，道德失范，行为失规。比如“**功”等现象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破不是不必要，足以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发展进步，打破一些旧有的过时的东西，是保证不断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但破与立必须有机结合，如果只是打破，没有确立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人们无所依附。
第八，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地彻底地对我们倡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带来冲击，看不到积极成分是主流，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参照系，思想观念上存在滞后。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党把市场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