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第2页
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高级形态的发展意识，于是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环境”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能、也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走“渐序”发展道路，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最佳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和决策，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固然，提出这一理念有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的总结，但绝不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面临极大压力，甚至于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必将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到时候就更难解决。”因此，专家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等等。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是不是表示对过去发展成绩的否定呢？浙江省委党校软环境研究所所长盛世豪指出：“这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以上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对于问题的解决，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这样两条路：一是先解决问题再发展，二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我们所选择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国理论界和政界过去存在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实际上，“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的发展效果。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但从实践来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低级形态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也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台州路桥区的采访中，区委一位领导指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呢？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恐怕还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民建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冯小贤认为：“当前需从速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并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科学的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新构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增长方式进行变革，尤其体现在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
冯小贤指出，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往往由于一些改革政策的倾斜严重，利益调整不公平，不公开，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群体的矛盾就在所难免，因而造成群众上访增多，社会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科学的改革观要求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尽可能平稳，力度尽可能不要超过群众心理承受力太多。至少今后每一项改革政策出台，利益调整，考虑一定要更全面，一定要多层面大范围、宽领域地听取各种意见建议，尤其是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出台的政策更完善，尽力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尽量减少倾斜度，这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之策。“以人为本”是要顺应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要求，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今后要改变由少数人定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少数人得益的做法。这样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减少出现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建设平安中国、平安浙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
马凯谈科学发展
--观察记者 徐友龙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作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专题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本刊将其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途径和措施”问题的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 必须摒弃传统观念
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单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而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辨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标准的增长方式。
必须辨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也不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谈不上经济发展，但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事实上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