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学会开幕词
中国民族学第七届全国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本届会议是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湖北民族学院和教育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这次会议能在鄂西重镇恩施举行，不仅体现了湖北民族学院领导和同志们的热诚欢迎、积极合作和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更得到省市领导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多方支持，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优越的条件和周到的安排。在此，我代表中国民族学学会向省市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和同行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会会员遍布各民族地区，学会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也就在不同的民族地区举行，除北京外，东北到延边、大连和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西北到西宁和和兰州，西南到四川乐山、贵州贵阳和云南西双版纳，华南到广西南宁，华中则到湖南吉首，这次又到了恩施。这是中国民族学学会属于各民族共同的学术团体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学会为促进我国民族地区民放学发展所作的努力。这是我们学会不同于其他学会的一个特点。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并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科，这为大家所熟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各族人民追求国家发展和民族繁荣的不同时期，民族学相应地体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在座的不少同行都曾亲身经历过，一定有所体会。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学工作者在诸如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社会形态的调查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老一辈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以身残之躯，深入土家山区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在纷繁的史料中上下求索，在调查组同志们的协助下，终于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民族学工作者的表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正如我在过去的一次研讨会上曾经提到的，则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这样，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历史作用及其和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对汉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国外民族，特别是我国的近邻，对他们进行研究也有其现实意义。然而，为少数民族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仍然居于首要地位。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各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取得快速发展。我国的西部乃是大多数兄弟民族的家乡，西部大开发对各民族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民族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自应结合这一新的形势进行。尽管在这一伟大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各民族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但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复不少，诸如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群众参与问题、普及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调适问题等等，都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现代化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文化建设。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则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以达到协调发展。民族学者的专长主要是对族群及其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观念上的差距。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多数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烙印比较深，商品市场经济观念比较淡薄，还有其他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些习俗，都有待改革，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学者较为擅长的研究课题。下面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即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也是我在兰州会议上曾谈到的问题，即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地理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的生存空间，各民族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然而，民族及其文化又都处于动态之中，而非一成不变。在人文社会和环境中，过去适应的文化因素有的可能消失，不再具有积极意义。因而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适应和矛盾调适现象。这种适应和矛盾问题，都直接涉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和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乃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因而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此，政府制度有关政策和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民族的传统文化既然是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则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通过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可协调关系。因而传统文化中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否则一个民族及其生计方式不可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功能往往为习惯法所规范，甚至被**外衣所掩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视为落后习俗或**迷信而一棍子打死。相反，我们应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发掘这种文化功能，去除其不合理部分，增加其科学内涵，使其在现代化中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民族学者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上面谈到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可以说都涵盖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民族学与21世纪”之中。必须指出，在新的世纪，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在西方世界，总有人企图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它的研究取向，必须置于这一世界格局去审视。由于中国的民族学是从西方传来的，一些中国民族学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甚至以它为依规。此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尤甚。台湾的一位学者指出：“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学要更好地为中国民族服务，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动民族学的中国化，亦即本土化。作为一门学科，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学，它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族群及其文化，这是它的国际性；各国的民族学者在研究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它的本土性。没有国际化，就无所谓本土化。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因而民族学中国化的目的，并非采取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的态度，乃在于摆脱西方的学术垄断。在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国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再加以创新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今天，中国民族学在西部大开发的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正是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大好时机。鄂西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种生态环境的特点，湖北民族学院正在大力发展民族学，人才济济，我相信，湖北民院在促进民族学研究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方面，定将作出巨大的贡献。最后，预祝这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