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的灵魂。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写入党章，这是党的十七大的突出贡献，十七大也以此为标志而载入史册。中国在今后五年以至相当长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度和落实程度。为此，笔者写作本文，就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断，从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关系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从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科学成果的关系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属性与实践功能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对象和指导作用，其中，“指导方针”讲的是现实作用，而“战略思想”则讲的是长远影响。一句话，这一论断，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的科学界定。这一科学定位，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变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关系中国发展的制度革命。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至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关系中国发展的体制革命。正是这两次革命性的变革，推动中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方式革命的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确立，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它对中国的发展将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不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指导，而且为中国生产方式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演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正是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定位的现实意义和战略影响之所在。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科学定位，“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又适应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势。
众所周知，生产方式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部生产方式的演变史。从生产力的层面上讲，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经历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生产方式长期处于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状态，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生产方式进入工业社会至今也才仅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力的发展却是以往生产方式所不可比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充分说明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劲推进器。
但是，工业社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工业社会是以原材料、能源、资本和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工业社会里，按照传统增长方式生产，物质财富增加的越多，自然资源消耗的也就越多；物质财富增长的越快，自然资源消耗的也就越快。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势必带来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于是，人类在享受工业社会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便面临着大自然日趋严重的报复。对此，恩格斯早在130多年前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就尖锐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则通过他们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冈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牧畜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尖锐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人那样，决不像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尽管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振聋发聩，但是历史却仍旧沿着必然王国的路径行进着。自然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以至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时至20世纪80年代，终于唤醒了陶醉于自然征服者之中的人类，校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便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后几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理念。贯彻这一理念，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方式，向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相协调的方式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实质上就是要克服生产方式中因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唯一性和排它性所造成的非持续性，而以生产要素的无限性、共占性和共享性所形成的可持续性取而代之。于是，知识社会便应运而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知识社会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的应用为主要基础的生产方式。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是以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创新为基础的。因此，作为生产要素，知识资源可以同时和一再重复使用，使用中不仅不会被消耗掉，而且能够与其他知识连续、渗透、组合、集成、交融、演化，形成新的有用的知识而增值创新。正因为如此，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唯一性和排它性相比，具有无限性、共占性和共享性。这也就是所谓知识资源的“溢出性”。正因为知识资源具有这种不仅不会在使用中被消耗掉，而且只有在使用中才可以增值创新，衍生出更高级知识的“溢出性”，才使得知识社会成为支撑人类发展得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当然有人会说，知识资源的这种属性是与生俱有的，并且知识资源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要素。但是为什么知识社会却只能在工业社会之后而不是在其之前成为人类发展的生产方式呢?道理很简单，在工业社会之前，要孕育知识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仅没有可能，而且没有必要。只有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生产力高度发展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而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足以支撑的知识发展，而且推动知识更加迅猛发展。这样，知识社会才能得以孕育和成长。由此可见，正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呼唤着生产方式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演变。反过来，生产方式的这一深刻变革，必将为人类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目前，尽管知识社会初见端倪，但是人类尚未进入知识社会，至于我国更是处于迎接知识社会的时期。然而，人类生产方式所展示出的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演变的发展趋势则是必然的。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选择了科学发展观，并对其作出了科学定位。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必将推动我国生产方式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迈进。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定位，不仅适应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势，而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从八个方面科学概括了我国发展进入新世纪所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表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外交诸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的同时，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谋划发展时所应遵循的根本依据。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还表明，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坚持以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的同时，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科学的依据。
具体而言，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使当前我国的发展呈现出“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态势。这就是说，一方面，我国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其间，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技教育具有较好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这一切都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