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①[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已彪炳史册。历史地估价其民主共和国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②的一个重要内容[同上。]。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恰恰相反，它认为在某些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仅是对封建专制的一个巨大历史进步，而且，即使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民主共和国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机构”；民主共和国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9页：第二卷，第374页]。《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274页。]。长期以来，以“破产论”、“时代不同论”为由，贬低、抹杀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借鉴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有人迷恋三民主义，是极其错误的；然而，为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却并非毫无意义。
亥辛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事件，是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结晶。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漫长历史，开辟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周恩来同志指出，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大转折。它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和条件，仅存了九十一天，但是，民主共和国的破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破产。以成败论英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说，共和国的夭折，主要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判定孙中山民主共和国思想的是非。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也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③《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正因为这样，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虽然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5页。]。“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②[同上。]。因此，它不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而且具有反映平民要求的人民性。这也是孙中山在后来所以能由民主共和国思想进到“新式的”人民共和国思想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以后到武昌起义，是聚集革命力量，为准备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时期；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他逝世，是为维护、坚持和改造共和国的时期。
孙中山“创立民国”思想，始于一八九四年创设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三年后，他讲到革命宗旨时，明确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③[《辛亥革命》（一），第97页。]。一九○五年，同盟会宣言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用党纲形式规定下来。而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和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民国，是把民主共和国思想初步变为现实。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严重的斗争的。他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坚决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纲领主张。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坚持改良，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同革命派争夺阵地，攻击革命。孙中山奋起予以反击，坚定地申明：“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了革命派同改良派的论战，进一步论述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传播了共和国的思想，巩固和扩大了同盟会组织，培养和训练了革命骨干。当时，正是由于孙中山提出和坚持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一般投身革命的人们才把他视为“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①[黄中黄：《孙逸仙传自序》。
孙中山在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重视和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以此教育同盟会会员。他认为，掌握武器办练军队、实行武装起义，是建立共和国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一九○七年五月至一九○八年五月，他组织和领导了西南边境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事。南方起事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发生分裂，帝国主义趁机从中破坏。在逆境中，孙中山坚持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武昌起义后，初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的严重局势，是如何应付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势力的反扑。革命党人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是由革命领袖孙中山执掌政权，还是让帝国主义的新代理人袁世凯取而代之，收拾残局，葬送革命。在复杂而危蹙的形势下，孙中山坚毅地为捍卫共和国思想和创建共和国而做了不懈地努力。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当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曾决定立即返国应急，主持大计。离美回国前夕，他明确表明：中国政治的唯一出路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政治制度。
曾有一种说法：这时的孙中山对袁世凯毫无认识，并对其存有幻想和依赖的心情；在专制还是共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表现了极其软弱、妥协的态度，没有坚持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主张，以至后来“让位”与袁，都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促成的，因此，孙中山对“民国”的夭折，负有完全的历史责任。
事实是否如此呢？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这些舆论的时候，他“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对时局表示严重忧虑与关切。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事务。”“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①[《史料与史学》第328页。]。出于这种急切心情，孙中山离巴黎前，驰电回国，希望早日建立共和政府，以巩固共和国的基础。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在电文中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②[《民国日报》1911月17日。]，”有人认为：这封电报就是孙中山软弱、妥协的证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来推断。我们说，整个来说，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确实表现出过软弱、妥协的一面，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确实有不够的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孙中山此时此地的想法，主导的东西是“早定国是”、“早巩国基”。而把谁来当总统视为从属于上述大目标的一个问题。从这封电文的基本精神和强调的重点，我们不难看出：“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就是说，“早巩国基”是首要问题，谁“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就该“随宜推定”谁。一方面，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另方面，它在选任谁的问题上遵循了民主协商的精神。特别是它清楚地表明：已被公认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没有表露出丝毫“非我莫属”的意味，说明这位后来被誉为“平民总统”的孙中山，这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是光明坦荡，没有个人考虑的。
那末，怎样看孙中山在电文里，对黎、袁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电文对黎、袁并没有直陈拥戴之意，也未置完全肯定之词。比如，电文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这里的“自当”并不代表着孙中山本人对黎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它只是表明孙中山对各省代表在上海会议决议的一种尊重。因为这次会议决定以武昌政府为中央政府，以鄂督执行总统政务。对黎元洪电文不置褒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袁，电文操一种协商口气，说“合宜亦善”。关键在于强调合不合“宜”，电文根本没有肯定袁“宜”。事实上，在他发出那封电报之后不几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同法国东北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谈时，曾指出：袁世凯的种种行径“与中国的开明精神乖离。”“袁世凯的狡猾善变虽可能迟滞革命行动，但决无法阻止革命的胜利①[上引均见《史料与史学》第284页。]。”总之，该电的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瞩目于“早巩国基”，而任何个人的权位是不屑一顾的。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电文中，严正表示厌恶“权势利禄之争”，明白地信誓：“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②[《总理全集》第182页。]。”当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不免有几分幼稚、天真。但是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是不该非议的。
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如孙中山所说，这“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吾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7页。]。也是他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巨大胜利。
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权位。努力接近民众，倾听社会各界的呼声。日夜劳心于国家的统一，筹划如何实现主权在民、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以期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成为赶上时代的世界强国。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方作出的努力，虽然由于时间暂短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捣乱破坏，难以卓具成效，但是，它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所增加的光辉，毕竟是不可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