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及其完善
一、社区自治法律的历史起源和发展
社区自治的全称是社区居民自治，其来源于早期的居民自治形式——居民委员会。1950年，市成立我国第一个城市居民委员会。之后，武汉、成都市也相继成立了居民委员会。1951年，上海市将多具有自治性质的联防服务队改为居民委员会，并明确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1953年，彭真向中央提交《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建立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必要性。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即群众性的居民组织。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对推进我国居民自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1958年，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但是，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荡然无存，许多居民委员会被改名为“革命居民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违背了居民自治的原则。这一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得到纠正。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公布了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82年《宪法》正式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社区居民自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二、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重要性
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同时，不能忽视社区法治。社区“依法自治”的概念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并被写入民政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7月27日）的附件《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基本标准》之中。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的关系是：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同时并存，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社区法治才能最终达到社区（依法）自治的目标。社区自治作为基层民主的表现形式，同样适用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社区法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手段和保障。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自治的目标，则社区自治仅限于空洞的口号；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社区自治的具体内容，则社区自治必然缺乏必要的手段和资源。本文重点研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对现行社区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必须指出的是，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不是社区法治的全部内涵，而仅仅是社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区法治的起点。
社区自治的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和保障，虽然其最初的诞生是自发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这一自治组织将缺少立法的保护，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工作经费等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保障自治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保障社区自治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方面。
三、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现状
本文按照法律效力等级，逐一研究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从效力等级上看，包含居民自治内容的法律依次为：《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条例）、全国性的其它规范性文件、地区性的规范性文件，共五个等级。
1.《宪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颁布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在前三部《宪法》中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及居民自治的内容。居民自治在当时没有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为了适应新时期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需要，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居民自治已经获得《宪法》的认可，社区居民自治具有《宪法》的法律保障。
2.《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条文比较原则，即法理上所谓的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宪法》不可能详细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内容，这就需要另行制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居民自治。同时，根据《宪法》第111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另行规定。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应该是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
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取代了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确定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并提出“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该法第6条至15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和组织结构。第16条、17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费用来源及办公用房来源。第19条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与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第2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3.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
根据《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1989年国务院发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国务院第37号令），该《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群众性组织，是基层居民行使自治权自我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早于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所以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治安保卫委员会。然而在实践中，居民委员会普遍设有治安保卫委员会，同时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均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在新的行政法规出台前，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仍然适用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工作。
4.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第23号文件）。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民政部意见》）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同意，要求各地区、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从《通知》的内容上看，贯彻执行《民政部意见》是各地区、部门的义务，而义务是规范性文件的本质特征，所以，从法律性质上分析，《通知》所转发《民政部意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见，而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指导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意见》对“社区”、“社区建设”下了定义，指出了社区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居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一词频繁出现于《民政部意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民政部意见》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做出了新规定，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传统的“居民委员会”。
5.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社区居民自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该法制定实施方法。据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制定了适用于本省市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这些实施办法一方面重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还包括各省市颁布的一些“意见”，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苏办发〔〕15号文件），继而，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宁委办发〔〕20号文件）。这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民政部意见》的基础上，针对本地方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四、社区自治法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框架，对我国社区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从狭义的法律层面上看，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条文仅有23条，条文偏少，内容比较简单、笼统，虽然确定了居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框架结构，但是缺乏具体的规定，不易操作和实施。
第二，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某些条文已经非常陈旧，应当做出适当修改。例如，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治安保卫委员会的职权主要针对“**分子”，但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罪”已经在1997年被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997年《刑法》第102条至113条），所谓“**分子”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概念，《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应该根据1997年《刑法》做出相应修改。
第三，对于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政部意见》上。《民政部意见》实际上修改了1989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从法律修改的角度分析，民政部（甚至国务院）无权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严格地说，民政部对“居民委员会”名称的“修改”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更进一步说，由于《宪法》第111条采用的名称也是“居民委员会”，民政部将其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为，是不符合《宪法》的行为。当然必须承认，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宪法》制订的时期（1982年）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制订的时期（1989年），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社区的概念和地位还没有引起立法者的重视，所以《宪法》没有出现社区一词，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仅仅在第4条出现了“社区”一词，即“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这也说明《宪法》有关条款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做出相应的修改。然而，众所周知，修改法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修改《宪法》更是难上加难，而社区建设不可能坐等法律修改之后才能进行，所以《民政部意见》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虽然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从短期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