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减负 任重道远
新一届中央政府十分关注“三农”问题，面对农村穷困、农民增收趋缓、城乡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的客观实际，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减负就等于增收”，把农民减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确定了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的税改目标，同时出台了粮食直补、农村户用沼气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受到了亿万农民的真心拥护，也确实使广大农民切实受益，做为一名直接从事税改和减负工作的实践者，我们深深理解中央对农民问题的关爱之情，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体制分割和政策税弊，即使农村税改五年内如期到位，如果不在农民减负工作方面下功夫进行综合治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依然沉重，中央的减负促增收的初衷仍很难实现。对此，我们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谈几点体会。
原有的国家农业税赋只占农民不合理负担的十分之一左右，农村税费改革只是减负的开端，减负的重点是“治乱”。
我们运城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税改前国家农业税征收总额是14164万元，人均34元。据我的初略统计，税改前农民的各种其它不合理负担总额约20—30亿元，人均 500 元以上，是国家农业税赋的十多倍，其中主要有以下十多类：
一是农业特产税。农民调产增收本是合情合理的一件好事，就像企业技改调整产品一样自然，但企业调产还可能有国家扶持的技改贷款，农民调产种果种菜却要增加农业特产税的调节税税目，这种税赋使运城全市农民最高年多纳5000多万元，人均12.5元。
二是搭车加价税。如电业部门说果园收入高，浇果园菜园要按非普工业电价收费，每度电加价0.16元，仅此一项全市年均加收电费亿元左右，农民人均24元。
三是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教育乱收费。农村平均每个家庭约有一个中小学生或大专学生，由于农村环境条件苦，待遇低，国家公办教师不愿到农村去，农村幼教、小学不但要负担学生的学杂费，还要负担教师的工资。在教育兴国、教育产业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社会潮流下，农村有条件无条件都要集资建校、集资盖教学楼，这样每个家庭平均多支付在教育集资、教师工资、教育收费方面至少在两千元以上，按从幼教到高中毕业平均受教育计算，全市农户年均在200元以上。如果说中小学集资建校后的社会资产还留在农村，为农民多添了一项公益资产的话，那么，在教育产业化政策引导下，大专院校的高收费所扩张的教育资产却留在城里，与农村无缘。运城每年输送大中专学生近万人，按平均每生每年收费4000元计，平均学制四年，需从农村向城市教育产业输资16亿，全市农民人均400元。
四是基础建设。城里的街道马路、花草树木、公园喷泉、路灯广场等等，都是国家投资，市民受益，甚至北京等市还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补贴政策，这都是花的公共财政钱，但农村的架桥铺路、吃水、用电等基础设施都是农民集资，仅修路、打井、用电三项基础性建设投入，全市400万农民人均至少在500元以上。我市芮城县阳城乡有一个农民在村民集资打井失败后，决定自己承担风险打井，历时十余载，请遍了晋、陕周边的多个打井队，钻了五个三百米左右的窟窿，至今投入几十万，负债近百万，仍在苦苦奋斗着，希冀成功，这是农民的无奈挣扎。
五是农用车的重负。目前农村代替车马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农用三轮车，几乎家家都有，全市约在40—50万辆之间，但由于国家规定的税费繁多，有车辆购置税、牌照费、驾证费、运管费、养路费等，一台半吨位的农用三轮车，车价只有4000元左右，手续办齐就需缴各种税费1700元，以后每年还需1000元左右的规费才能合法上路，这要相当于一个家庭10亩小麦的纯收入，我市人均土地不到二亩，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种粮户，全年收入不够一台农用车的税费，这还不算养车的油钱、购置、折旧、维修在内，那么，农民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不交税，要么不买车。所以全市农用车多数没有合法手续，形成了交警、农机监理、交通运管等多家征管人员查罚追撵，农民开车提心吊胆，车毁人亡的悲惨事故屡有发生。据我们调查，农民无手续车非常普遍。因无力办全手续，只能塞点钱求情放行，差不多每辆无手续车每年都得上百元“买路费”。
六是乱罚款。计生罚款有国策，谁超谁认罚，这点农民只能“认”了。但宅基划了，是干部点的头，乡里拿的证，过几年清查出面积超了要罚款。开个砖瓦窑，环保上说空气脏了要罚，土地上说手续没全要罚，文物上说未经文物勘探要罚，矿产上说取土取的是粘土矿也要罚，还有工商税、税务税等。老百姓说：“啥都不干没饭吃，你要干点啥吧，又有那么多人要吃你”。就是到派出所换名都要交几十块钱，还不给票。农民一年各种有名目没名目的似收似罚的负担，平均每个家庭也在百元左右。
七是报刊征订摊派。都说是党报、党刊是宣传国家政策，非订不可，但老百姓负担了报刊费，却看不上报刊是不争的事实。据调查，各种报刊摊派征订，平均每户农民年负担各种报刊杂志费约在20元左右。
八是土地流失的变相负担。近几年城市的发展，有一种经营理念，叫做开发增值。但增值靠的是农民的廉价土地，土地的增值收益却不是农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更让农民费解的是一些名实相悖的形象工程也成了农民的负担。如海南开通的“绿色通道”，是争取国家给海南农副产品进京北上开了一条铁路“通道”，一路绿灯，运费低廉，让海南农民着实受益；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绿色通道是让运送农副产品的车辆畅通无阻，减免各种费税；而山西前几年也建一条“绿色通道”，却是在大运路两旁栽植几十米宽的绿化带。农民的良田被占了，负担却摊到地方各级，实际上最终还是摊在农民头上。这种种土地直接间接的流失减值，实质上是一种看不见的不小负担。
九是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城里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农民不但没有，还要承受医药高价盘剥之苦。现在农民看病难不是一般的难，是用生命在做抵押，许多农民无奈地选择是：牲畜病了还得治，因为还要靠这猪、羊、牛赚钱养家，小孩病了也得治，还要靠孩子将来圆父母未了心愿；但大人病了一般不治，小病抗着不花钱，大病躺着—花不起钱。医疗卫生负担对农村一般家庭是最具忧患的负担。
十是粮食和其它大宗农产品效益低迷的隐形负担。国家把粮食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也出台了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但粮食价格的低迷，是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根本原由，也是影响粮食安全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干部工资从月均三四十元涨到千元左右，提高了30倍左右，木材、钢材、煤碳等资源性材料也涨了10倍以上，肉价、菜价、食用油也涨在10倍左右，为什么单单粮食只涨了四倍左右，而粮食生产成本（化肥、农药、水电等）涨了还不止四倍。种粮没效益，谁还去种粮，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现在的粮食直补，每亩补10元，只相当于每斤小麦国家给补了2分钱、扣除同期生产资料的上涨，还是负数增长。所以，农民的减负增收，必须突破农副产品特别是粮价低迷的瓶颈，否则，这块隐形负担将是中国种地农民永难脱贫的最重负担。
十一是债务负担。运城现在乡、村两级总共负债4亿左右，农民人均近百元，这是一个困扰乡村两级政权形象和社会安全的重要矛盾。国家为了大局稳定，明确提出不准征收税费尾欠，不准摊消现有债务，但实际上现有的债务都是冤有头债有主，历年的形象工程、超额税负所形成的债务都在乡、村、组或农民头上戴着、压着，而不是像国家企业在银行贷着，他们承受着人格、信誉、利息、讨债纠纷的诸多缠绕，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法院判决执行，有的被债主讨拢受辱，有的债务纠缠形成干部矛盾激化，上访闹事，更为忧患的是，历史陈帐的不清理累积形成信用缺失、公理缺失，新的税费或公益事业难以为继。
另外还有村干工资、民兵训练费、五保优抚等负担，但相对于以上各种负担比例轻微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十余方面的负担，通过农业税费改革到位，只能解决其特产税负担和村干工资等。其它各种负担必须通过政策转变和综合治理才能见效。对此，我们近几年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努力，已有初步收效。
从起，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明确提出减负工作抓“治乱”。连续三年在全市开展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工作，以市减负办牵头，纠风、物价部门配合，从全市农经、纠风、物价部门抽调六十多名精兵强将，分成13个专审小组，每年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全市所有乡镇的涉农收费项目及开支管理进行专项审计，集中审计了全市连续五年的乡统筹资金；集中审计了农电、土地、教育乱收费等项目；集中审计了农业税减免、农村税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及计生、农机等涉农收费项目。通过专审，查出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不合理收费上亿元，停止了果园浇地执行非普工业用电的伤农政策，向纪检部门移送重点案件五十余个，对民兵训练费普遍不合理使用、农业税减免普遍不能到位、教育乱收费没有根本扭转等多项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对个别乡镇在税费改革后擅自加收税费的进行了退赔处理。更重要的是通过专审，惩戒严重违纪者，预防了行业乱收费的严重蔓延，起到了惩前毖后，促进减负的双重功效。
从三年多减负“治乱”的实践中，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减负增收的目标，就必须全党重视全方位治理，从根本上采取政策措施和治理措施。
其一，认真清理各种不合理政策法纪。尽管国家已对400多项涉农不合理收费政策进行了清理，但目前还存在许多不合理政策没有解决，如农用车乱收费的顽疾在政策上，现行的政策是十多年前的老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农民怨气很大，实质上国家没有从这一政策上得益，但农民却真真切切地受害。以一个县为例，交通征管部门仅此项工作养人150个左右，收费总额也只有100多万，除了工资经费，真正能投入道路养护的微乎其微。建议彻底取消农用车除上户、执照外的所有一些税费，同时将车辆上户费的征缴放在购车时一并办理，不准在路上查罚。对已购买使用但未上户的，由乡村政府协助农机部门进行一次普查补办，只要取消了其它不合理税费，并将牌照、驾照费合理核减，群众还是愿意支付的。
其二，国家出台新的整顿政策时，要考虑国情、民意，慎重决策，防止政策偏颇，成为部门敛财手段。国家前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