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是因为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而非城市化率低
许多人认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率（广义城市化是指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低。支持其论断的依据是城市化率低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达到60％—70％，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已达40％—50％以上，我国却不足34％，和12年前差不多（王东京，/郭树清，），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率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把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等同于城市化率低，把城市化当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其实质在于曲解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结构学派的二元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现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进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很显然，在这里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种结果，而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虽然，城市化的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城市化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工业的发展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聚集、规模的扩大，从而引起人口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同时带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伴随着人口更大规模的聚集。因此，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苦于无出路，并非是城市化率低，而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带来的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进而导致向城市转移受阻。城市化必须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事实上，我国目前农村的2亿多剩余劳动力，如果都由城市来消化，则需要建设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200个，或增建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300—400个。据测算，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万元左右，保守估计2亿多剩余劳动力进城也需2．7万多亿，如此巨额投资，政府如何提速城市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并不仅仅是城市化率低，而且片面的城市化在现有条件下，永远也无法实现城市现代部门对传统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吸纳。还是要靠改造城乡产业、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水平来实现。
二、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稀缺与就业技能的贫乏
如果说农民变市民意味着工业产品的销量大增，进而导致就业岗位的大增，从而实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充分就业。那么，如何引发初始阶段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让其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必须是城市提供他的当期和远期预测收入与城市安家成本相比高于农村土地所能提供的生存保障。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必须是城市存在着对农村劳动力的无限需求，在劳动力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进而实现工商业部门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这就是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二元经济的观点。但问题是对于中国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起，城乡关系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未出现预期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农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未能实现无障碍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动障碍从供需关系上看体现为：低素质劳动力的城市有限需求与农村无限供给。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就是就业岗位的稀缺和就业技能的贫乏。因为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已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利润流向了信息产业和应用信息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而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却依然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出口导向战略受阻导致国外需求不旺进而影响国内工商业的生产，削弱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国内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外的需求减少，形成了非良性循环，商品供需关系不平衡必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因而出现了二元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所未预料到的城市劳动力本身面临的就业不足。如果考虑到农村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必然会出现农民工和城市工抢饭碗的现象，即使是过去脏、累、差的活属于农民工的空间也会日趋减少。抢饭碗的结果，基于城乡关系的不顺，一方面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壁垒，保护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比如先城市工人后农民工，农民工可获取的就业岗位有限；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的技术含量，客观上减少了农民工的需求，由此引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从一般层面讲，城市居民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年限、机会均高于农村居民，既使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无法转移出来。因此，城乡就业岗位的稀缺和就业技能贫乏的现实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城市化率低，不仅仅是城市化提速就能满足城乡人口流动的要求那样简单。我们可以判断：在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城市就业之前，单靠城市化不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三、解决就业岗位的稀缺和就业技能贫乏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我国信息化进程
信息经济的出现，通过对传统农业的信息化改造，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分工。通过非农化，农村二、三产业可以在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得到大发展，在我国农村地区实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可能性大增。这一结论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发展思路是相吻合的。与此同时，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劳动技能的贫乏依赖面对面的传授，在电视、电脑网络普及的今天，完全可以实现不见面的远程网络普及教育。因此，加快推进信息化进程，既可以增加农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又可以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还可以激活城市工商业，造就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经济，增加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就业。
四、基于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是制约我国信息化进程的突出因素
信息鸿沟首先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近年来出现的农村卖粮难、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以及民工潮流动的无序性，都是信息鸿沟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真实映射；其次，信息鸿沟导致城乡资源配置权差异，造成农村发展日趋边缘化。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分离状态使农业和农村失去自我发展能力，农民持久贫困，被现代经济边缘化。而城乡信息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信息产业不仅本身具有高产值、高增值和高效益，而且通过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也能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效益。信息鸿沟的存在势必导致资金、人才、技术、物质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业、农村日渐边缘化，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支付能力不足，使城市市场饱和与工业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城市居民失业增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更难。同时，也加剧了城市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贫乏的制约更为明显。客观上强化了城乡对立、农民收入增长愈难，收入少，信息化投入更少，由此进入数字鸿沟的恶性循环。
五、数字鸿沟的消除依赖政府的有致作用
强调政府的干预，是三元经济理论不同于二元理论之处。政府对信息化的推动，体现为制度供给和启动性的投入。从近期看，主要是三个方面：（1）政府创造基础环境，完善金融、法制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公共产品，特别是要加大技术标准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力度，加快网络安全、网上信用、网上支付等方面的立法速度，尽快营造一个适应信息化发展需要的良好环境。（2）中央、省级政府优先扶持投资，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县、乡的转移支付，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尽快建成面向全球，中央、省、市、县、乡、村贯通的信息化平台，把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联络在一起。（3）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分层负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专业化人才教育，特别是农村信息化普及教育的费用，建立统一的城乡市场信息体系。同时，还要看到，完备的市场机制是统筹城乡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统筹城乡信息化建设，从投入上看，单靠政府投入难有大发展；从管理方式看，单靠计划或行政手段也难奏效。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在于政府主导下推进市场化进程，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鼓励高科技公司、社会中介组织、个人等参与帮助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获信息技术的果实。
六、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新的发展理论作指导
对于中国而言，在以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以资本为纽带、以规模化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和以知识为基础、科研教育为先导的信息经济并存的三个部门之间基本可以构成三元经济结构。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决定了新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也就是，（1）通过资本供给制度的创新，用新的资本形成机制流向高新技术部门，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2）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使得拥有新知识、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量是无限的（乔根平，）。（3）修改传统宏观经济学政策理论，把宏观科技、环保、人力资本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政策范畴（打击电子黑客、控制生物克隆等），通过政府的力量满足三元结构目标转换的资源要求。
七、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化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信息化的发展受到已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路径制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并非因为城市化率低，而是因为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滞后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导致转移受阻。
2.消除城乡信息鸿沟是我国信息化的最大难题，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应高度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同理，农业信息化的投入、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民的培训等公用事业也只能依赖政府的推动。
3.信息、工商业、农业三元结构并存状态下的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与工商业、农业二元结构状态下相比，实质上是一种正式制度创新。创建三元经济理论替代二元理论（二元理论在分析对象、劳动力流动机制、政府作用等方面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存在局限性），无疑对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